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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窝网 -> 其他类型 -> 两个女人和她们的国

第26章 女权这个词很脏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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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女权这个词很脏吗?

    一个可延展、可进行营养物质交换、可生成组织的人造子宫内膜,在外科领域应该也有用处吧?张凌歌一边想,一边看着笔记本里记录的研发思路。突然眼前晃过一只爪子,iPad被人抢走了。

    “哎哟我的妈呀!你真想搞人造子宫啊?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?”

    张凌歌无奈地看了眼咋咋呼呼的何荟,扯下头上的冲天辫,在手心里倒了一点水,然后往依然翘起的头发上狠狠地抹过去。

    “干嘛整天担心别的女人怀孕受罪什么的,你自己找代孕不就结了?”何荟问,“这么激进,你不怕别人骂你是女权吗?”

    “我本来就是女权主义者,有什么不敢承认的?”张凌歌一边对付“站岗”的头发,一边没好气地说,“还有,骂是啥意思?难道你觉得女权这个词很脏吗?”

    女权这个词儿很脏吗?何荟愣住了。

    虽然长相做派不符合男性审美的何荟,并没有得到过男权社会的什么好处;虽然在上个学年,她接受了一些张凌歌和冯晨夏的女权观念,但在骨子里,她依然是个“女性男权主义者”。何荟认为很多人类美德,像勇敢、风趣、果决、讲义气、不做作、有担当、理想坚定、目光长远、坚忍不拔、永不言败什么的,都是男性专属德行。她何荟之所以也具备这些德行中的几条,是因为她是“女汉子”——从小被人“夸赞”道“这丫头有点像小子的性格”,是何荟最开心的时刻。在何荟看来,只有像男性的女性,才可能摆脱女性的小气做作,修成男性美德。

    以前的何荟是腐女,认为“一份男性美德还不够,最好一次来两份”,觉得只有男性间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深恨没有机会去撮合两个男性好友“搞基”的她,还在去年秋天,拽着萨蒙蒙,去传说中的“男同圣地”北单公园兜了一圈。但是现实生活中男同做派实在太恶心,终于治好了她的腐女病——

    进园门右转,爬上小山坡,俩人刚准备找个地方歇歇脚,一扭头,就看见亭子里有几个老gay争着给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咬,那个肥男光着下半截,裤子一直褪到脚踝……

    假山后面的奇观更是吓到了何荟:三个老gay站成一列,像连锁插头似得,一边攻着前面,一边受着后面。因为身高差异有点大,其中一个人还特地搬了两块砖头踩着。在队列最前方,跪着一个老gay,正在咬……飒飒秋风中,这几个人,包括那个踩着砖头的,像按了电门一样快速抖动着……

    “哎呀妈呀,也太膈应人啦!还有这样的操作啊?这就是传说中的‘0.5’吗?”萨蒙蒙拉着何荟就撒丫子跑出了公园,干呕了好一会儿,她才气喘吁吁地对何荟说,“你这毛病得治!作为临床八年制医学生,不知道男同是最性乱的吗?上次那个谁不是说了,在很多国家,男同占新增艾滋病患者的比例都超过7成啦!咱好好的欣赏个帅哥美女恋不好吗,扯这些玩意儿干嘛啊!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虽然从那以后,何荟不再看耽美小说,甚至在看到男同二字时,会出现生理性厌恶,但她依然认为男性的品行比女性高得多,不仅最高值和平均值比女性的高,就连最烂的男同,也比生活里的那些“烂女人”强不少……所以经常上“扯乎”网站的她,才会接受“无论是真女权还是‘田园女权’都是人类大敌”、“说某人是‘女权分子’就是在骂TA”的观点。

    “脏不脏的不好说,但这个词儿的名声已经坏了,你干嘛还要自称女权主义者呢?”何荟用扯乎上的观点反驳张凌歌,“女权主义者都是想搞特权的,都是只要权利不想尽义务的,不然你们干嘛不自称平权主义者呢?你们和‘黑命贵’有什么区别?”

    张凌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“我真的看错了你!何荟,我不仅看错了你的思想,还看错了你的脑子——按理说,你的英语不比我差,至少不会差太多,难道你不知道‘Black Lives Matter’应该怎么翻译吗?这是‘黑命贵’的意思吗?它的正确翻译应该是‘黑人的命也是命’,潜台词是不仅白人的命重要,黑人也有权活着。这句话哪儿错了?

    “还有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称女权主义者?在女性获得平等前,为女性争取权益的人,就应该叫女权主义者,而不是平等主义者,或者平权主义者。就像为农民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,应该叫农□□动,而不是‘所有农村人的运动’;为工人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应该叫工人运动,而不是‘城市人运动’;为性少数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,叫LGBT+运动,而不是‘所有性向大集合’运动……

    “扯乎给女权这个词儿泼了脏水,我就不能自称女权了?几千年来他们给女性泼了更多的脏水,我们现在不还是自称女性吗?华夏国被外国也泼了不少脏水,你是不是连华夏人都不敢自称啦?”张凌歌冷笑道,“女性上扯乎,被疯狂男权的做派吓到后,会分成三派:一派看清了男权面目,开始觉醒,也敢于自称女权主义者;一派基于自身性别利益反抗男权,但心里也默认了部分男权观点,觉得‘女权’是个脏词儿,这些人每说几句话,就要强调一句自己并不女权;还有一派充当男权的打手,好像跟着猥琐男骂几句女权,就能得到男权社会什么好似得……

    “骂得再厉害,你也得不到男权社会的任何益处;骂得越厉害,男性越看不起你们;骂得越投入,你上厕所就得排更久的队,你的职业生涯就得遭遇更低的天花板,你的家务劳动付出就更被视为应该,你的生育痛苦,也更被视为活该……除非你准备变性,否则无论对那些女性还是对你何荟本人,都没有一点好处。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,你不会还觉得自己特高尚吧?没错,你这么维护男权,当然不会被贴上女权标签,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会不会送你一个‘最佳女奴’称号。这么可笑的自残行为,做之前你居然也不动脑子想想?何荟,我真的看错了你的智商!”

    “不要因为我刚才为黑人和同性恋说了几句公道话,就以为我是黑人民权主义者或者LGBT分子,我不是!”张凌歌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继续说,“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,只想为女性争取权利,对其他群体没有任何兴趣。我之所以也会为某些交叉群体,比如女同性恋、女双性恋发声,是因为她们也是女性的一员。

    “还有,我这个人特别记仇——我还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,亚米国女性积极参与黑人民权运动,但黑人男性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,转头就对女性翻脸不认人的德行;我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左右,女性积极为LGBT特别是男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,男同却是厌女、仇女比例最大的群体,在女性为自己争取权益时,他们谩骂和攻击女性的力度,比直男癌更厉害。

    “绝大多数女性不相信女性的力量,包括很多女权主义者。”张凌歌痛心疾首地说,“她们为黑人平等努力过,以为黑人男性会在获得平等后会成为自己的战友,结果转身就被人卖了;她们为男同性恋婚恋合法化努力过,以为男同性恋在获得平等后能成为自己的战友,结果转身还是被人卖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女性占人类的一半,为什么女性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,非得拉上别人,才敢为自己争取利益呢?”张凌歌已经不是在说服何荟,而是借她人酒杯,浇自己块垒罢了。说着说着,她的眼里已经有了泪光,“我就是在为这么不争气,这么不自信,这么喜欢内斗,这么看不起自己,这么喜欢依赖外部力量,反复被抛弃还对别人抱有幻想的人奋斗。但是,即便我为之奋斗的人里,也包括像你这样鄙视我、谩骂我的人,我还是必须这么做——因为我知道我自己,也知道所有女性,都应该被平等对待!”

    张凌歌喝了口水,冷静了一下,然后告诉何荟,网上对女权的污名化是非常典型的洗脑伎俩——把观点相左的女性群体强行联系起来,不去理会女性女权主义者和男权女的区别,然后给男权女起个和女权貌似有关联的称号——“田园女权者”——然后把所谓“田园女权”的恶行都强行加在女权身上,再编几个谎言,就可以达到污名化女权,让所有女性都不好意思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目的。

    “你把男性想得太坏了吧?”何荟已经说不出什么道理来,她只是本能地想怼张凌歌。

    张凌歌已经说得口干舌燥,不耐烦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。该说的道理都说了,该看的事实她何荟也看了,如果她继续执迷不悟,张凌歌只能把何荟的执着视为信仰了,而信仰这玩意儿是没法靠讲道理来改变的,就像平面几何和黎曼几何无法对话一样。大家的公理都不一样,鸡对鸭讲,只会强化对方的执拗。

    “如果你依然认为自己是低等动物,那是你的自由。你也许更适合在中东国家生活,那边女性只算哺乳动物,很适合你的女性低人一等的理念。”张凌歌站起来,看都不看何荟就往门口走,“我不信什么轮回,不信什么人种、性别优越论。生命于所有人都只有一次,人类拥有的所有美德,女性都可以拥有;其他性别有资格享受的权利和权力,女性也都有资格享受。所以我拒绝一切标签的限制,拒绝让男权来定义我的称号。”

    “哦,对了,”走到门口的张凌歌,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何荟,“你大概以为你能和咱203的女生交朋友,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一般的女生吧?那我必须告诉你,你错了——我们都是普通女生。和男性一样,女性本来就是多光谱群体,本来就不应该用刻板印象去衡量。如果你依然是个‘女性直男癌’,对不起,我只能不再把你视为朋友!”

    张凌歌确实是个“记仇”的人,大吵一番后,她就把与何荟的关系,从朋友降为熟人。

    以前张凌歌和冯晨夏探讨过女性的社会性问题。张凌歌认为,衡量女性社会性的标准,除了职场表现和对权力及权利的看法外,还应该看一看她们彼此之间因为什么成为朋友,因为什么成为路人,又因为什么成为敌人。

    女性社会化,并不是让女性在一切家庭以外的场合都戴上面具,而是不要“勇于私斗,怯于公斗”。这里说的“公与私”的标准其实很低,为了个人核心利益,当然是可以斗一斗的,但是很多女性间的私斗,鸡毛蒜皮到了可笑的地步——她们可能会因为女性X一句无关紧要的话,一个不经意的眼神,成为宿敌;但当男性Y谩骂贬低女性群体,在职场上、在生活中,给整个女性包括她本人设置障碍时,这些女性要么认为女性利益受损是应该,要么就是敢怒,但不敢站出来参与“公斗”……

    她张凌歌的朋友,至少在主要理念上,不能和自己有根本分歧。所以她可以和还没有产生明确性别权益意识的女性搞好关系,却无法和“死不改悔”的女性直男癌做朋友。

    张凌歌本来就是个界限感清晰的人,所以两人关系“降维”后,何荟非常难受。她无法像奇葩张凌歌一样,态度说变就变。她想继续和张凌歌聊这个问题,张凌歌却说言尽于此,剩下的要她自己去领悟。

    待在狭小的宿舍里,以这种别别扭扭的方式和张凌歌相处,何荟觉得度日如年。好在第二天晚上何荟无聊地刷手机时,看到谢晓秋说,她们小组已经做好了江南两省一市的材料,准备在本周末开始社调,何荟就问自己能不能也参与,谢晓秋当然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啦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,何荟就和老师说自己有点私事,不想继续做实验了,然后买了张高铁票,逃也似的离开和谐医学院,下午就住进了谢晓秋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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